怎样写《红楼梦探源》

一、引言

在西欧，从来最畅销的书是《新旧约圣经》；在中国，自18世纪末年以后，最畅销的书（除了《时宪书》——即日历一和幼童教本如《百家姓》、《千字文》之外），要算是《红楼梦》。把《圣经》来比言情小说，似乎有点不伦不类。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红楼梦》，大致相当于英国的莎士比亚。但沙翁作品在英国一向被尊为文学宝典，是学校中主要课本，而《红楼梦》则在近年以前，常被中国道学先生认为“闲书”，不宜给学生看的，虽然道学先生们自己，往往躲起来偷看。莎翁和曹雪芹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创造了400多个人物，但莎翁的人物，分配在30多个剧本中，而且许多王侯、侍从、男女仆人。性格大致相类；在不同的剧本中“跑龙套”的人物，原不必有多大区别。而曹雪芹的400多个人物，却严密地组织在一个大单位中，各人的面目、性格、身份、语言，都不相同；不可互易，也不能弄错。这部小说，即使放在全世界最伟大的10部名著之中，也会突出地站在前面。

英国学童从十一二岁即开始读莎翁剧本。直到中学毕业会考，几本重要作品，至少要“读”10来次，还有在戏台上，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中“看”和“听”的机会。但在中国，至少在我的学生时代，从小学至大学研究院，《红楼梦》这书名从未列入课程表中。我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初中三年级，有一次生病，无法上学，才把它当“闲书”看着消遣的。至于研究《红楼梦》，说来惭愧，虽然也看过别人写的有关此书的论著，自己在出国以前，从未下过功夫。抗战时期，许多在昆明和重庆的朋友，在“莫谈国事”的大前提之下，觉得谈“红学”最妥当，最“卫生”，于是谈得很起劲。可是我那时在桂林，不但听不到，连“红学”的文字也看不到。倒是来到英国之后，因为有的学生研究《红楼梦》，由我指导，使我不得不对此书前后两部分的作者、著作过程和版本年代这些问题重新加以考虑。接着，1954年起，国内由李希凡、蓝翎等讨论《红楼梦》问题所引起的大辩论，受到丁国际的注意。北京及各地报刊大量登载辩论的文章，“讨论集”由一册出至四册，——而尤其重要的，是一部七十八回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即高鹗未改以前的曹雪芹原稿抄本，在1955年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用朱墨二色套版照相影印出版，牛滓大学买到一部。同时，由巴黎、海牙联合出版的《汉学要籍纲目》（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的编者，要我为此书作提要。我于是把这部曹雪芹的原著和脂砚斋的数千条评语，仔细研究了一下。可是“提要”限制字数甚严，没甚可说，而从这抄本中所发现的问题，繁多而且复杂。既已发现，便不能丢开；既然复杂，就需要清理。一清理，牵连的问题就更多了。许多前人以为已解决了的，新的证据证明并未解决，或解错了。许多前人从未发现的问题，陆续出现，需要解决，等到一批问题解决了，连带的又引出另一批以前未曾注意的问题。这样，我觉得非把一切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可能得到的全部材料收集起来，加以彻底的、全面性的研究，无法完成这两份工作。我于是开始收集材料。

我应该感谢的是国内近年大批出版这些材料。上述七十八回抄本，其实在1933年即在北京发现〔胡适曾有一跋文，却把它误称为“庚辰（1760年）”本，正如同把他自己在1927年买到的十六回残本误称为“甲戌（1754年）”本一样，这两个误称到现在还被沿用着〕。可是这些“珍本”，过去是私人的“枕中鸿宝”，是“学者”们的“血本”。“良工不示人以璞”，如果印出来。阿猫阿狗也可以研究，红学专家们便不能长久“专”下去了。说也奇怪，据说“破坏中国文化”的北京人民政府，却鼓励这个古本公开发行，连欧美的学者。也可以看到了。不但此也，胡适私人藏了33年（1927—1960）不公开的十六回残本，即所谓“甲戌”本，其中有许多脂砚斋评语（曾由他的学生录出），连同别的抄本的脂评，也一起由俞平伯编为《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在1954年年底出版。此外，有许多曹雪芹友好的诗文集，如敦诚的《四松堂集》，敦敏的《懋斋诗抄》，明义的《绿烟琐窗集》，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裕瑞的《枣窗闲笔》等等，有些是连以前的红学专家都未见到的材料，现在都影印出版了。如果没有这些材料的公开，我的工作是无法开始的。此外，尚须提到一部重要著作，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周君书中有许多主要的结论是错的（例如脂砚斋，又署“畸笏叟”，他以为即是“史湘云”，简直是匪夷所思）。但他书中搜罗了许多不易经见的材料，对于曹氏家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对此书批评很苛，只是评他的文学观点。但如把它当作一部史料书来看，是有价值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我倒受了周君不少帮助，应该感谢他的劳绩。

二、红楼梦探源的主旨和步骤

我写这书，本来不是批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所以谈不到什么理论观点，也不是研究此书的“微言大义”或社会问题。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值得郑重研究的。而在这方面，近年国内已有许多研究论文出版，其中颇有精彩之作。但我觉得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前，尚须先弄清楚若干基本问题：例如，在全书一百二十回中，哪一部分是曹氏的作品，哪一部分是高氏续作？在曹氏作品中，哪些部分是他的真正原作，哪些部分曾经高氏删改？在高氏续作中，有元曹氏原稿材料在内？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则在批评曹雪芹思想时，会把高鹗的思想算在他的账上，在研究曹氏的文艺造就时，也会把经高鹗删改的结果，归诸雪芹。如果不先弄清楚脂砚斋是男是女，他和曹家关系如何，便不能确定他的数千条评语有何价值。在研究他的评语时，如果不能鉴定哪些评语出于脂砚斋之手，哪些是别人写的，也就无法判断这些评语有多少价值，对于了解雪芹的身世和《红楼梦》成书过程有何帮助。在鉴定了脂评以后，如果不能区别各期评语的写作年份，也就不能看出某些评语和作者生活及小说内容有何关系。——但是，尤其重要的，尤其基本的，是判断分析几个重要抄本的年代。这是过去中国经学大师对于校勘学和考证学上最注意的初步基本问题。不把这个基础打得正确坚实，则修造在这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很容易东倒西歪、甚至于垮下来的。不幸这两个抄本一出现，立刻被“有历史癣”的胡适博士加上了违反历史的名称。他那十六回残本是一个过录脂评本，并非脂砚手批本。在这过录本的底本中，明明有脂砚斋乾隆甲午（1774年）八月的评语。而胡博士却硬把它叫作“甲戌（1754年）”本。后来在徐星署家中发现的七十八回抄本，又是一个用四个不同底本拼凑起来的过录本，其原底本中即有乾隆丁亥（1767年）的评语，而胡博士又硬把它叫作“庚辰（1760年）”本。这种时代错误，不合科学的说法，使《红楼梦》考证在近30年中，长久停留在粗疏幼稚的阶段，无法走上科学的道路。胡博士所定的这两个名称颇有催眠作用，近人许多考据文字，都盲目地沿用“甲戌”本、“庚辰”本这些名称，使读者在看到原抄本之前，已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成见，这是任何科学性的研究所不该有的。所以在开始考察这些抄本的年代时，第一步，我首先抛弃这两个引入迷途的名称，姑且把这两个抄本称为“脂评甲本”和“脂评丙本”（另有一个次要的所谓“己卯”本则改称为“脂评乙本”）。庄子说：“名者实之宾。”用惯了错误的名称，脑筋养成了“条件反射”，则对于一切有关抄本和脂评年代的判断，都会失去标准尺度，陷入错误（现在“甲本”改称脂残本，“乙本”改称脂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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