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立宪简单“学日”？

和老袁一样，赵炳麟也是坚决拥护立宪的人，属于官员中的“立宪派”，同时他也是一个对宪政有着深刻理解和研究的人。按照老赵的说法，他反对的不是朝廷实施立宪改革，事实上他也无法反对，连慈禧的谕旨都下了，他反对的只是老袁这个方案。

老赵等人的主要意思是：立宪本来是要以明治维新为榜样的，而老袁的这个方案与“天皇领导一切”的日本模式相差甚远，袁世凯不仅没有让咱大清的皇帝“去领导一切”，反而要分皇帝的权，这难道不是假立宪、真专权吗？宪政的根本精神是在国会（确实如此），现在国会未开，就先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的权力就失去了国会的监督和限制，因此立宪不能单独成立责任内阁，应该先开国会，后组内阁，至少二者要同时成立。如果朝廷一时难以成立国会，就从地方开始，先成立地方议会，直至召开国会，反之，如果责任内阁有可能会让皇帝居于无权地位，那么宁愿在国会召开之前，继续让皇帝专权——也就是说，宁愿保持现状，让立宪改革“暂缓进行”。

总结一下，老赵等人的意思是：因为国会一时成立不了，所以责任内阁也不要成立，在朝廷暂时不改革，先保持现状。

老袁要崩溃了，他没想到自己苦口婆心解释了这么久，和他的团队一起弄出了25个折件，最后只被一个理由就给击回来了，老袁竟然一改以往的城府，开始爆粗口：“此等闲话，皆不可听！我不怕真正的反对，怕那些不着痛痒之人！”

在老袁看来，赵炳麟等人其实就是一些“不着痛痒”之人，他们并不是不理解宪政的含义，也并不是不了解西方国家的宪政情况，却一再在所谓的老袁“假立宪、真专权”上纠缠不清。对此，老袁只能表示很无辜，也百口莫辩，事情是他做的，怎么样也是无法彻底洗脱嫌疑的，但老赵既然对立宪也有深入理解，还是可以深入探讨的。

老赵说得很对，立宪的根本精神在国会，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之路也是先召开国会，然后再组建责任内阁，这倒不是一定有时间上的先后，而是在宪政的“价值观”上。责任内阁如果没有国会与之对应，根本就称不上“责任内阁”，这是事实，但谁都清楚，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是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民众与皇室、政府不断地争取、斗争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当时西方国家的立宪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宪政基本上是自发形成，而大清的情况恰恰相反，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朝廷在不得不“求变”的情况下主动“求变”，那么朝廷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情况呢？

朝廷的现实是，所有的权力被皇权高度一统，如果你要放权，下面的人自然有可能篡权；如果你要继续集权，下面的人就不会怎么办事，所以不改不行，这也是慈禧下谕旨的缘由。从哪里改呢？当然要从皇权开始改，因为权力就在你这里。要对皇权进行分权和限制，首先必然要求就从皇帝本身做起，进行放权，先设置责任内阁，将权力中枢由一元制变成二元制，由铁板一块变成相互制衡，改变之前所有的官员都是皇上的家奴、只对皇上负责的状态，逐渐造就一批开始对本职负责、对百姓负责的职业化的行政官员，由此才能进一步唤起百姓们的权利意识，最终能还权于百姓。更何况事实已经证明，在老袁的设计方案里，并不是简单地将皇权放权给了责任内阁，而是在放权中对责任内阁也有分权，开始解决千百年来行政权一权独大的问题，这是符合宪政方向的。

反过来说，由于目前的权力都紧紧把控在皇室和官僚集团的手里，如果皇权不率先接受这场改革，不进行放权，如果连朝廷自己的大臣都无法分皇权，何况是老百姓们？皇帝大人和亲贵们难道就不担心老百姓们会借所谓的“地方议会”瓦解朝廷？在朝廷还是铁板一块的情况下，地方官们又怎会甘心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被所谓的“地方议会”分走？所以，老赵所说的寄希望于“地方议会”来打开突破口，只是一种看上去循序渐进的稳妥方法，在老袁这样现实的人眼里根本就是空谈，别忘了大小官员的眼睛都在盯着皇帝大人您呢，除非皇帝大人和亲贵自己下来当地方官，否则地方官员们最后一定会让所谓的“地方议会”流于形式和完全变味。相反，如果先树立宪政的框架，连皇帝这个最高掌权者的权力都要受限，从上至下所有官员的权力都要受限，大家待遇一样、“一损俱损”，相信其他官员也没什么话说。

好吧，既然还拿日本说事，相信朝廷中是没有人比老袁更加了解日本的，他的改革先从设置责任内阁入手，这是和当时的西方强国走过的道路不一样的地方，却恰恰是和日本相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是先组内阁（1885年），后开国会（1890年），但明治宪法中规定“天皇领导一切”，这是大清不能也无法学习的，因为日本之所以加这么个“盖子”是出于日本特有的历史和国情。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天皇虽然名义上统治全日本，但基本只是个摆设，权力被幕府把控，幕府下面又有多个藩在割据，最底层的日本人大多只知藩主而不知天皇，这种状况类似我国周代的诸侯分封的“封建时代”，也类似欧洲的中世纪。在经武力“倒幕运动”统一日本之后，年轻的天皇睦仁被各个利益集团联合扶上最高领导者的舞台（倒幕时打的就是天皇的旗号，不得不扶），随即组建明治政府，开始明治维新，他们很快从中国的秦始皇那里学习了郡县制（废藩置县），从国体上巩固了统一。这就是说，要说到在中央集权，此时的日本才“发展”到中华帝国2000多年前秦朝时的水平。没办法，那时候的日本很穷，想中央集权也完成不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就是靠地盘和自然资源说话的。

而在从中国搬来郡县制的国体之后，明治政府掉头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一方面发展近代工业，一方面去搭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政体。当时他们发现世界上的强国大多都是宪政国家，于是在1882年，日本派出了以伊藤博文为团长的日本考察团前往美、英、德等考察学习，伊藤博文首先要做的是为日本的立宪改革确立一个学习的对象。

伊藤博文等人首先排除了美国，原因是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人没有他们的“天皇”，国体采用联邦制。然后排除了英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政国家，与日本不同，它是自下而上实现宪政的，一帮通过工业革命先富起来的人组建了议会，连当时国王也是议会喊来开会的，英国国王在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只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被称为“虚君”，这也不是日本想要的。最后确定的是皇帝保留部分权力、与内阁和议会相互制衡的德国模式。自此之后，日本就开始专心研究和学习德国宪政，伊藤博文率团考察历时一年半，仅在柏林大学听取宪法学家授课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和大清五大臣总考察时间相等）。然而，等到伊藤博文等人起草的明治宪法出台时，一切却让人大跌眼镜了，这就是明治宪法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天皇领导一切”，这下倒好，日式的君主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表面看来，这实在是“很奇葩”。

然后不得不说，正如后来的老袁一样，伊藤博文对宪政精髓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设计的正是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之路。

比之日本，大清更早开始的洋务运动，它和明治维新有很多在起点上的区别：日本需要迫切地解决“统”，而大清是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加君主专制体制；日本天皇是个弱势群体，实际权力有限，而大清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日本的改革其实是新兴的领导层要拿过去的旧势力（藩主、武士阶层等）开刀，很难，而大清的改革是现有的领导层要拿自己开刀，更难。大清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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